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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福建泉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广东深圳前海金融改革试验区,这些曾经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不约而同地把再次腾飞的着眼点放在了金融上。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这句话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个基本态度。在市场经济中,金融已成为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实体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要让经济发展行稳致远,需要进一步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和支撑作用。金融如水,实体经济的树木须臾不可离开,但如何引金融之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是需要改革创新,需要设计和下功夫的。 从基本功能来看,金融作为一个对社会资源进行澳门银河登陆配置的平台,可以引导社会上庞大、分散和无序的资本流向国民经济各类行业和企业,形成产出、推动增长。经历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在越来越回归这一本源。 今年前两个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和难度加大;外向型企业利润逐年下滑,面临经营困境;资源型企业亟待开拓海外资源和市场渠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等产业发展亟须全方位金融扶持等等。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让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最为核心的任务是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增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从宏观的角度看,当前的金融体系改革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政策调整为市场松绑,让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获得释放,唯有如此,才能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假如没有阿里小贷,十几万的淘宝店主怎么能够获得融资?假如没有重庆和武汉的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民又拿什么获得融资所需的抵押品? 就具体的问题而言,提升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无非是两条路,一是推动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发展;二是扩大以债券、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 从我国金融体系的现状看,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格局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梳理银行机构近年来的变化可以发现,一方面,在政策指引下,如林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特色产业信用贷款等适合小微企业和“三农”需要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银行业准入门槛放宽,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新型机构被引入,一些传统银行无暇或者无法顾及的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 这种变化对于稳增长、保就业的方向来说,是有利态势。但这一进程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完善风险分散机制,最紧要的是强化担保这种信用增进机制和加快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推动银行业提升效率,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当前我国金融环境下的必选项,但就金融业整体发展看,让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需要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如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衍生品市场,以此满足经济转型过程中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和风险管理需求。 债市融资、股市融资对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企业来说,是一种引金融之水的渠道,但是对于大量初创企业、小微企业来说,这种渠道还只是远水。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风险投资是一种体现社会进步的机制安排,在这种机制下,创业者可以凭借智力来雇佣资本,一个好的企业发展创意能吸引到直接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的资金。在强调转型的当下中国经济中,风险投资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作为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国家,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还不够顺畅。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根源于金融市场发育的不平衡,也涉及多种体制因素。在这种大背景下,直接融资方面还需加快规则、产品、业务创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企业提供有效的差异化服务。(记者 刘 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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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1月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有两个基本的定位。一是现在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是最后五年,所以“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是收官规划。二是“十三五”规划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因此也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规划,意义重大。 最近有说法称“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年均增长6.5%,杨伟民对此表示,6.5%只是制定目标的一个测算依据,并不是目标本身。至于最后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多少,要到明年3月份两会由全国人大来决定。 “十三五”规划建议,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杨伟民介绍说,实现十年间翻番的目标,要求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7.2%。由于2011—2014年,我国的GDP增长约为8%,如果今年经济增长7%左右,那么前五年即“十二五”期间大体上经济增长7.8%左右。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五年,即“十三五”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维持在6.5%以上。 不过,杨伟民强调,6.5%是测算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按照我国制定发展规划的程式,先由中央提出建议,再由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最后要报次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我相信最后的经济增长目标肯定会充分考虑到实现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线,但是6.5%本身并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怎么确定,还要到明年3月份确定。”杨伟民说。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高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杨伟民介绍说,此次建议提到城镇化率的时候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在总结“十二五”成就时指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5%,另外一个是在发展目标中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现在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是比较高的,但是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杨伟民认为,这种城镇化的模式,是只能到城市打工、经商、就业,但是不能在城镇落户的城镇化,在全局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农民工市民化或者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在宏观上、全局上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杨伟民说。 有人担心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会给城市容量带来较大压力。对此,杨伟民说,城市容量不会是问题。因为这些常住人口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了,虽然其居住条件可能差一些,但是和现有户籍人口一样去挤地铁、坐公交。他认为,现在阻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的关键是各地区思想认识不到位,同时有利益在里面。“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往往是要地不要人,要土地建设指标,土地指标拿了可以挣钱,土地财政可以盖房子,可以带动增长。这次提出来两挂钩,一个是建设用地增量要和人口落户数量挂钩,通俗点说,人口进来多的地方,落户多了就多给你地;再有,财政转移支付要和市民化挂钩,落户多,意味着义务教育、医疗这种政府支出要多,从而解决好利益问题。”杨伟民说。 杨伟民表示,财税改革是“十三五”期间改革的重点之一。他说,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企业、政府、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收入怎么分配等。财税体制要根据新的情况做出调整,进一步强调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杨伟民认为,此前中央集中的税收、集中的财力相对较多,今后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我们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变成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杨伟民详细解释。 杨伟民介绍说,此前基层财力比较有限,开展建设相当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财政及其房地产开发。在房地产进入调整阶段后,相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建设资金来源成了问题。今后如果税种划清楚了,地方有稳定的税收了,就可以保障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社会管理方面支出,这样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杨伟民同时提到,房地产税改革需要和整个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相匹配,因为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和整个领域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相关联的,需要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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